目录与摘要|《探索》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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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及其理论价值
贺洪波
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回顾与前瞻
高凡夫
坚持“质”“量”协调发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于成文
探索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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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乡村振兴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使命
焦若水
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
林莉
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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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途径
黄振华
基层治理中容错机制低效运转的生产逻辑与化解路径——基于避责的分析视角
吴春宝
治理空间生产：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基于G市“有事好商量”平台的分析
林海彬
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基于一个易地搬迁社区的案例研究
黄六招
政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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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
刘长秋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基于湖北Z镇的实证分析
付佳迪
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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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智慧治理的运作机制与关系解构——基于上海B区“社区通”的考察
谭 荧，韩瑞波
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力量、支撑与限度
徐建宇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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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陆卫明，冯 晔
信息技术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场景勘定
卢 岚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及其理论价值
摘要：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性由此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属性，成为贯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红线和逻辑主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是在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人民立场、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为民初心、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民本理念以及积极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上形成的，系统体现在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坚持人民评判法治、依靠人民推进法治等方面。在法治实践中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可在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法治建设、以人民意志为中心加强法律实施监督、以人民权益为中心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以人民便利为中心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以人民满意为中心建设高素质法治队伍等方面着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及其实践，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统领和协调全面依法治国的各方面关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法治思想指引、为人类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中国智慧等重要理论价值。
作者：贺洪波，男，博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回顾与前瞻
摘要：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建党精神研究经历了红船精神研究、创党精神研究和建党精神研究等几个阶段，建党精神的概念及其内涵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极大促进了建党精神的深入研究。从目前来看，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大意义、形成背景、深刻内涵、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弘扬传承路径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未来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弘扬传承、对外传播等方面着力，从学理的维度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源与流，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历史文化规律，并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与“建军精神”和“建国精神”相贯通，充分展现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意义及其发展规律。
作者：高凡夫，男，博士，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坚持“质”“量”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人民富裕程度的质和量的统一体。从“质”上讲，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态等需要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形态。从“量”上说，共同富裕是社会财富“总量”与“个量”目标的有机统一，这个“量”又是动态的、相对的，其不同历史时期“量”的标准具有历史阶段的发展进步性。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分阶段分梯次持续推动共同富裕在“质”上实现新飞跃，在“量”上取得新进展，在“质”“量”统一中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作者：于成文，男，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基地研究员。
社会保护：乡村振兴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使命
摘要：乡村振兴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更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中长期发展的总纲领。推进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体现专业功能、获得专业发展空间，就要在发展使命上，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育为使命，将国家的社会福利通过有温度、人性化的服务转换为乡村弱势群体真正能感知的社会保护；在发展定位上，准确把握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阶段特性，以乡镇社工站建设为契机组建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在发展取向上，应走出片面强调学院主义专业性、固守其关怀弱势的价值观，回归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社会保护机制的本质，更为深入地扎根基层，给予农村居民面对面、零距离的服务和陪伴。这是现阶段农村社会工作的初心和底线，也是真正发挥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不可替代的建设性功能的最重要体现。
作者：焦若水，男，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
摘要：发展好传统村落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调查来看，传统村落的振兴出现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两条主线。资本逻辑在带来经济利益时可能会僭越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最终目标，与文化逻辑相背离，造成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的建设性破坏、精神空间的内生性衰弱和社会空间的消费性解构。这就需要文化逻辑来抑制资本逻辑的消极效应。因而传统村落的改造、发展及其现代化治理，需要将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融入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场景。这种融合是突破传统村落空间生产悖论与治理困境的关键，因为社会生活的传统劳动精神可以超越利润极化、回应村落美好生活，传统伦理精神能够制约功利主义、体现对村落本土性价值的尊重、促进传统村落活态文化的回归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以乡土文化引领治理目标、合理划分治理主体职责、构建规范性治理原则有利于传统村落突破空间生产资本化困境、激发村落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与善治。
作者：林莉，女，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田野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田野政治学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积极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田野政治学是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长期交互融合的产物，其建构过程经历了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意识形成以及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萌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彼此接续，并最终形成了田野政治学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中国特色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既需要以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为牵引，也有赖于方法与学科之间的持续互动，并最终以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建构为旨归。
作者：黄振华，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层治理中容错机制低效运转的生成逻辑与化解路径——基于避责的分析视角
摘要：新时代容错机制的制度构建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完善容错机制对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基层治理实践中权责不清、管理失序等现实梗阻导致容错机制处于低效运转状态，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与制度效能。基于避责的视角重新审视容错机制低效运转的生成逻辑，发现避责与容错机制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一方面，容错机制的低效运转容易滋生主动避责与被动避责两种行为类型；另一方面，避责行为对容错机制产生负面效应，使容错机制容易成为避责的工具。为此，抑制避责行为是防止容错机制低效运转的重要手段，需从培育责任意识、优化责任制度结构和引导责任行为等角度入手，使容错机制有效运转起来。
作者：吴春宝，男，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特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治理空间生产：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基于G市“有事好商量”平台的分析
摘要：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是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新形式。以往人民政协主要通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间接参与社会治理，但存在注意力分配不足和渠道受限的双重困境，缺乏足以支撑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G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的案例说明，人民政协可以通过生产社会治理空间促使其有效参与社会治理。G市政协通过借力党政部门权威划分社会治理空间范围、共同在场的情境化机制塑造治理规则和监督机制的空间延伸三大机制生产社会治理空间，使社会治理得以有效运转。人民政协通过治理空间生产形成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实现社会治理民主协商渠道的再建构。
作者：林海彬，男，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省社会组织研究中心讲师。
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基于一个易地搬迁社区的案例研究
摘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组织学习与赋能理论出发，发现易地搬迁社区正在走向一种契合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之路。在治理压力与治理能力的非均衡状态下基层政策企业家发挥着组织学习的“催化剂”作用。党组织和基层政府通过“党群共治”与“权能归位”方式实现向社会力量的正向赋能，而社会力量的提前进场避免了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引导社区治理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并实现向行政力量的反向赋能。由此构建了多元共建、协商共治、成果共享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格局。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实现了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有效，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作者：黄六招，女，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
摘要：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是党内关系，该对象在范围上并不包括党外关系。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具有“由内及外”的特点，无论在对党内不同主体调整的优先性上，还是在调整效果上，抑或在调整的内容及调整方法运用的顺序上，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都体现了“由内及外”的鲜明特点。党内法规调整党内关系“由内及外”的特点决定了党在运用党内法规调整党内关系过程中必须狠抓党内“关键少数”，必须充分实现法规调整效能，且必须强化对广大党员思想的调整，以此实现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科学调整、高效调整以及全面调整。
作者：刘长秋，男，博士，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基于湖北Z镇的实证分析
摘要：农村党员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领头雁”，通过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村庄公共事务，培塑公共精神，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湖北Z镇的两个村庄案例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受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党员老龄化制约、党员分化、私人关系支配等因素影响，农村党员面临一系列公共精神挑战。为此，要以完善组织内外的“参与机制”为抓手，从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党内民主、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出发，构建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路径。
作者：付佳迪，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层智慧治理的运作机制与关系解构——基于上海B区“社区通”的考察
摘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分析应着眼于治理系统的运作机制与组织行动者的行动效能。党政组织在压力传导下的组织动员机制形塑了科层体系内部的高效运转以及党在治理过程中的领导权威；多元组织基于利益共识的行动协同机制激发了各行动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和协作动能；面向基层事务特点的技术嵌入机制加速了新兴信息技术与基层治理的耦合，构建出开放和扁平的基层治理形态。提升基层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应准确解构其运作背后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在场和相互赋权；另一方面实现技术与共治的共同增进，使技术革新服务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总体目标。
作者：谭荧，女，博士，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北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韩瑞波，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力量、支撑与限度
摘要：实现技术治理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运作需要进一步理解新兴社交与技术治理的关系。事实上，城市社区新兴社交对技术治理的驱动存在着加强人与技术之间相互联系的因果依赖关系，主要表征为社区居民通过各类新兴社交工具强化自身与技术治理制度和实践的联系，以主体化过程驱动着技术治理。一方面，由内容生产和内容分发构成的内容供应以及由关系沉淀和关系转化演绎的关系链接成为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当社区居民致力于以新兴社交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自主衔接时，圈子化内循环和社交共享成为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生成自组织性和形塑“去中心化”的基本支撑。此外，城市社区新兴社交对场景的构筑以及对权利的运用又限定了技术治理的有效运作。
作者：徐建宇，男，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国家小城镇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摘要：基于深刻的理论规律之必然、历史实际之已然、民族情感之应然和时代需求之实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在：以新发展理念扬弃朴素辩证与尚和中庸的思维方法，在自我革命中赓续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发展了天人合一、社会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践行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中国共产党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历史自觉精神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向，以中国精神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立体实践模式。
作者：陆卫明，男，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晔，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信息技术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场景勘定
摘要：道德深受其所在社会场景的影响，并“活”在与社会场景持续不断的互动中。现代信息技术参与伦理道德实践的方式是渗透进社会。信息技术通过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深化社会场景适配，改变社会关系，以重塑社会互动形式与文化，进而重塑人的道德行为模式，并将道德带进一个新的界面。换言之，信息技术不仅充当中介工具的角色，也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入局者。它造就了技术与人的道德发展相互嵌入、相互映照的崭新社会场景。我们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科学勘察与现实建构，意在让多重交织的社会场景无缝衔接，确立与构建公民道德建设的崭新社会场景，拓展现代公民道德研究的领域。
作者：卢岚，女，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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